手抄报三：爱因斯坦的中国情缘
早在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已经传播到中国，特别是通过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中国现代大学之父蔡元培与爱因斯坦接触，希望他可以到北京大学讲学。在梁启超的资助下，蔡元培接受了爱因斯坦所需的报酬。并约定，爱因斯坦于1922年12月中旬来华，然而直到12月30日，爱因斯坦才从日本到达上海，但是在上海逗留两天，直接乘船去了新加坡，没有前往北京。蔡元培一直等不到爱因斯坦的消息，就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去催问，并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爱因斯坦回信：说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受了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准备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已经不能追改旅程计划，希望原谅。多年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斐司德博士”，疑似是日本有人作梗；也有人分析说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感到北大能否兑现约定是未知数。
1922年冬天，他应邀到日本讲学，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一共停留了三天，亲眼看到了处于苦难中的中国，并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记下“悲惨的图象”和他的感慨：“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0、21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表现出无奈和无能，当年11月17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可惜回音空荡。193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爱因斯坦和罗素、杜威等具有国际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
1934年，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在欧洲出版，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蕴理根据法文译本转译，1937年抗战前夕由于国难当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但读过的人无不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的意义、人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
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年进修的周培源第一次个别交谈时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付诸行动的。
1937年3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狱后，他又联合杜威、孟禄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
1938年6月，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是没有国界的，他对中国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类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
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许良英和周培源都曾发表长篇悼念文章。不幸的是1968年到1976年的8年间，爱因斯坦在中国竟成了“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人帮”掀起了一场荒诞的批评爱因斯坦运动，好在多数科学家不予理睬，实际上进行了抵制。1979年，北京隆重举行了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