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的后续故事
“红星”仍在照耀
在“红星”向世界传播的70多年时间里，斯诺带给世界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还包括大量的新闻照片、毛泽东的长征律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等。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红星”为顺利出版而化名的中译本《西行漫记》，以及相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红旗下的中国》等都曾被查禁。直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上海和香港又出现了《长征25000里》等几个新版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多场政治运动中，出自外国人之手的“红星”一度在中国国内渐受冷落，但在世界各地依然风行畅销。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斯诺的再一次访华，“红星”得以作为“内部刊物”再度印发。
改革开放后，“红星”重新被“擦亮”，除了早年复社胡愈之团队的译本外，又多了董乐山的新译本。到1984年新华出版社推出《斯诺文集》时，《红星照耀中国》的名字得以恢复，“西行漫记”转为副题，这一年仅文集征订就超过28500册。
“红星”畅销世界的历史，还告诉我们，诺尔曼·白求恩和柯棣华都曾阅读这本书，它成为促使他们下决心来华工作的主要动因之一；从二战时期，到上世纪末，美国多任总统承认曾阅读“红星”，这本书也成为他们决策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参考；在日本、韩国，学者也把阅读“红星”作为了解20世纪中国的“一把钥匙”。
作为“红星”的主要翻译者之一，胡愈之在1978年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斯诺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这个年轻时曾经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印刷学徒、海员的新闻记者，拥有惊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这是西方的一些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斯诺对中国的深刻认识源于他对事件本身深度、全方位的参与。他不仅仅准确记录了历史，还准确预测了未来的趋势。”孙华认为。
现在，斯诺的部分骨灰就安葬于当年他奋笔疾书“红星”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斯诺墓前仍会定期有人祭扫，但显然不是每个路人都了解这位传奇人物的各种往事。
译者们认为，该作品传播70多年之后，重读《红星照耀中国》依然不会过时。事实上，在每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期，“红星”仍在照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