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麻木的我才从山坡上站起身，却惊喜地看到一身红袄的姐姐闪过一片树林后正向我奔来。她用冻红的手指解开棉袄，从怀里掏出一团用报纸包着的肉食对我说：“大弟娃，赶快把这些菜拿回家。怕人家看见，我走了、、、、、、”泪水从姐姐眼里流到了我的眼里。我捧着姐姐在新婚当天从男家“偷”来的菜回家时，父母还一言不发地坐在家门前。有姐姐时，一家人没感觉什么。姐姐出嫁后，贫穷的家好象更空了。我感到父母的眼睛，生活的重担，已经悄悄地往我，往年龄尚小的弟弟身上移动了……
透过梦中那颗泪滴，我又看到瘦弱沉默的姐姐了。
艰难的日子，没有温馨的人际关系，使心情很坏的父母动不动就吵嘴闹架。他们也会把烦躁、不满的情绪转移到子女身上。作为父母的主要帮手，姐姐做的事多，难免尽如人意。弟弟尿湿裤子了，圈里的鸡不见了，灶堂里的柴火多了少了，姐姐都可能遭到父母的指责打骂。怕人家议论，怕哭声传出去不好听。我时常陪着姐姐坐在水沟边、石桥下偷偷哭泣。那时的姐姐不过十、二三岁，早已辍学在家劳动。除了一根长辫，一生补疤衣服的她，在生活的重压下已不象一个纯粹的女孩子。家中好不容易来了客人，这是姐姐同我和弟弟的节日。我和弟弟在客人身边蹿来蹿去，摸这摸那。姐姐总是在灶房里帮母亲忙碌。偶尔有空，姐姐也会站在门边，带着善良而满足的笑意听父亲和客人们说话。吃饭时，她照例和母亲不上座，躲在灶房里吃平常的饭食。我和弟弟则不顾父母无奈的眼色，在堂屋里磨来磨去。客人门会怜爱地把一两块在碗里摆了很久，冒着油珠的肥猪肉片塞进我们的手中。我们又把这意外的收获拿到姐姐面前，惹来她习以为常而又命当如此的笑意。
婚姻是一般农村女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后一次努力。19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
我时常看到母亲、姐姐从地里收工后又匆匆外出。这期间，也会有一两个陌生的男女来到我家。他们一边大声说着天气和农事，一边交头接耳地评论低头忙碌的姐姐。直到有一天，一个黑脸瘦高的小伙子在我家坐定，母亲教我喊他“哥”时，我才明白，姐姐不仅在媒妁之言下“耍朋友”了，而且看了生辰八字，约定了婚期。所谓耍朋友，其实就是姐姐跟在姐夫身后，认识去男家的路，与未来的公婆姑嫂见见面，两个人在即将劳动和生活的土地上不声不响，一前一后走几圈而已。这时，我已到县城读高中。开始对人生这类问题有了模糊认识。我感到刚刚长大，那根长辨开始被村里小伙子盯着的姐姐，正在离我而去。
当年腊月初三，一阵鞭炮惊动了冷得发抖的农家小院。姐夫带着一帮人来我家迎亲了。一位婶娘按照风俗，边念边唱地为姐姐梳理头发，为姐姐祝愿。父母亲像坐在人家门口的陌生人一样沉默不语。姐姐出嫁，不仅使他们失去了最好的帮手，也引起了为人父母者面对女儿离去的哀痛。我实在看不下去，跑出了门。又一阵鞭炮，迎亲的人们起身走了。我听见声音哽咽的姐姐在喊我，可我还是不愿现身。双手拔开屋后的草丛，只见姐姐木偶般被姐夫请来的两个伴娘拉上了一辆拖拉机。拖拉机声远了，我才飞跑着上了一道山梁。越来越远的姐姐和迎亲的队伍，在一道道山梁的褶皱中，幻化成我泪眼前的一片片雪花。
姐夫家的日子也相当困难。新婚之夜，得知男家办酒席的钱都是东拼西筹的后，姐姐不仅含泪把姐夫拖出的帐单压在箱底，又剪掉留了多年的长辫。第二天，她便同男人一样下地劳动。时间久了，忧虑、争吵、算计同劳作、吃饭、睡觉一样竟也成了她的习惯和本能。她还同母亲一样感受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与痛苦，在交不起学费的女儿的泪眼中无地自容。尽管自身难保，姐姐还在为娘家人担忧。受性格和志趣影响，1998年春，我主动离开县委后没几天，我被“开除”县委的消息也传到了姐姐耳中。当天下午，正在劳动的姐姐把锄头、水桶丢在地里，心急火燎地搭一辆过路货车赶到县城。她以为我犯了什么错，眼泪花花地劝说：“大弟娃，我们一家人都望着你。有你在县委，我们要少受好多欺侮、、、、、、”我向姐姐解释，请她相信她的弟弟。姐姐半是担忧，半是相信的走了。今年春天，姐姐又来到我家。这时，我离开县委已整整7年，过着卖文乞食的日子。姐姐把地里新出的蔬菜送给我后，又从背篼底下拿出一包报纸包着的东西。“姐姐，是不是好吃的东西?”我想起当年那件事，想逗她笑。姐姐却一本正经。拆开一看，原来是一本有关“三个代表”的书籍。“大弟娃，我们那里的干部怕犯错误，都在学这本书。我用一挑红苕请村上的刘支书给你换的它。祝你升官发财、、、、、、”
姐姐啊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