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家长讲脱贫手抄报

我听家长讲脱贫手抄报：精准脱贫标准

一、贫困户、贫困人口脱贫标准

1、农村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原则标准：《扶贫刚要》规定：2020年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即：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户 “八有”：一是有安全住房；二是有安全饮水；三是有基本农田；四是有增收产业；五是至少一人有技能资质证书；六是有基本社会保障；七是实现家里有余粮；八是实现手头有余钱。）

2、具体经济指标标准：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2014年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元。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逐年更新按现价计算的标准。按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测算，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折算成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

3、贫困户按五个一批脱贫标准：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全面提升，每户都有一项以上增收致富的主业，掌握一门以上就业创业技能。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移民搬迁安置一批。有安全稳固住房，人均安全稳固住房面积等于或大于25平方米。

低保政策兜底一批。每人每年保障性收入超过同期国家扶贫标准。

医疗救助扶持一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8％以上；就医报销比例提高10%以上；降低贫困户大病保险起付线，提高大病保险报销比例；加大医疗救助力度，提高医疗救助标准；贫困人口享有更加均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教育培训帮扶一批。适龄儿童接受9年义务教育；两后生技校专业就读；主要劳动力接受了技能培训。

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达到小康水平。道路通达，出行方便；饮用安全水，有条件的接通自来水；有简易卫生厕所；有安全的农村电网，有通讯设备，有线广播电视入户，接通互联网。

注：国家的社会扶贫、行业扶贫、专项扶贫所有支持资金都要统计进入帮扶资金收入。

二、贫困村脱贫主要标准为：贫困户96%以上，脱贫、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省平均水平70%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每个贫困村达到”十有”标准，即：一是有主导产业；二是有专业合作社；三是有教学点和卫生室；四是有敬老院和幼儿园；五是有综合性村民活动场所；六是有金融网点覆盖；七是有综合商业服务；八是有硬化的通村公路，九是有良好的村容村貌；十是有集体收入）。

三、贫困县脱贫的主要标准为：贫困县贫困发生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等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实现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以脱贫为主题的手抄报：扶贫标准

扶贫标准是为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开发经济、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旨在扶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2011年度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于11月在北京召开，扶贫线标准或再上调。

扶贫标准的演变

我国在2008年前有两个扶贫标准，第一个是1986年制定的206元的绝对贫困标准，该标准以每人每日2100大卡热量的最低营养需求为基准，再根据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来进行测定。后来此标准随物价调整，到2007年时为785元。第二个是2000年制定的865元的低收入标准，到2007年年底，调整为1067元。2008年，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一，统一使用1067元作为扶贫标准。此后，随着消费价格指数等相关因素的变化，标准进一步上调至1196元。但1196元的新扶贫标准仍被视作偏低。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更多低收入人口将纳入扶贫范围。

2012年12月8日起辽宁省扶贫标准将提高至3200元，比原来1500元的扶贫标准提高了113%。在这一标准下，全省低收入贫困人口数为314万人，约占全省农村人口的14.8%。

扶贫标准的影响

过去5年，全国贫困人口从6431万减少到2688万。据新华网消息，2300元的新扶贫标准意味着贫困人口增至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13.4%，占全国总人口(港澳台除外)的近1/10。

经过此次大幅上调，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大致相当于每日1美元，是中国国家扶贫标准线与世界银行的国际标准线的距离为史上最近。2008年世界银行宣布，将国际极端贫困标准从每天生活费1美元提升至1.25美元。

扶贫新标准的出台，引发网友热议。“你需要被扶贫吗?”一时成为新浪微博中的热门话题，参与该话题的相关微博数超过40万条。有网友指出，这是很好的政策应该支持，但关键要看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为百姓谋福，而不是炫耀取得的成就，因为贫富差距的增长比贫困标准快多了。

“此次扶贫标准的上调力度可谓史上最大，但因以往标准过低，很大程度上属‘补课’性质。”中国社科院农村所贫困室主任吴国宝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表示，我国每年会根据物价指数对扶贫标准进行微调，但阶段性调整缺乏制度化，像越南除了年度调整外，还有5年一次的阶段性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撰文认为，随着工资、房价剧增，收入差距扩大和持续上涨的物价，这次提高虽然贫困人口数大跃进，纸面不好看，但不能让上亿民众“被脱贫”。同时，他指出，我国区域差距太大，各地的生活标准调整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另外，调整当下的贫困县标准也应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