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记者采访条件的限制，也在逐步放宽。
2005 年前，驻京台湾记者最多只能连续呆一个月，现已延长至三个月，并且可以申请延期一次。2000年以前，台湾记者只能住在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现在大部分台湾媒体选择为记者在北京租公寓以作办公和生活之用，甚至《联合报》还在北京繁华地段东直门买下专属公寓。2008年，官方出台的新办法规定：台湾记者采访不再需要提前10天申请，同时驻点期间可多次往返。办法还特别提到，台湾记者可以通过有关部门指定的服务单位聘用大陆居民从事辅助工作。
在变化的不只是大陆主管者。台湾媒体生态也在发生着改变，党报《中央日报》停刊，偏绿的《自由时报》正在崛起，打破了王铭义与赖锦宏所在的“中时”与“联合”被称为台湾“两大报”的格局;2000年，黎智英等港资媒体赴台后，《苹果日报》成为最受欢迎的报纸。电视上也出现了更多的频道和开放的政论与新闻节目，娱乐节目更是透过点对点的方式传播到大陆，一些台湾娱乐主持人的知名度远比大陆主持人高。
“台湾记者比较擅于围堵，随从人员和保安就会警惕，我们会大声喊大陆官员的名字，有些时候会强行闯过随从的阻拦，”东森电视台的主任记者杨钊说，“如果第二天台湾观众能看到我们围追堵截的新闻，老板会觉得我们很敬业。”这种生猛活跃的工作方式，也由他们带到了大陆的新闻现场，甚至影响了许多大陆记者。
但与此同时，2300万台湾人似乎也越来越不关心大陆新闻。根据一项调查，台湾报章的大陆版新闻阅报率只有2%，远低于头版、社会和娱乐版，年轻读者不关心大陆新闻已成趋势。不少驻大陆的台湾记者，时而是采访大陆高官的文质彬彬的时政记者，时而又变成娱乐记者，甚至成为狗仔队，因为一些大陆明星的花边新闻比常委更容易上台湾的电视画面。迫于市场需求的变化，采访主题只能炒短线，通常以两岸、台商新闻为主，大陆重大突发事件为辅。
媒体付给驻京记者的津贴也越来越少，已无法与当年在北京住贵宾楼饭店、享受每日上百美金外驻补贴外加交通、住宿实报实销的前辈相比。目前，台湾媒体给大陆驻京记者的每日补贴已经下降到40—50美元左右，交通与通讯补贴也有上限，普遍在2000元到3000元人民币每个月。但这还是让不少台湾内部的记者羡慕，台湾媒体行业早已不是解禁初期的黄金行业，整体待遇大不如前。
不成文的默契
“只有摸清底线，才能游刃有余。”
长达20多年的实践中，台湾记者与大陆官方在漫长的磨合期里，形成了不成文的默契。而在起初，台湾记者的学习代价无法避免包括“触线”和被罚。
如 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赖锦宏在采访政治风波相关人士时被有关部门问讯4小时，此后被禁止入境半年。1996年3月，台视两位记者隋安德与庄济维利用“两会”报道期间，偷偷由北京转往福建，欲拍摄解放军台海演习，刚下飞机即遭控制。大陆方面认定其行为已触犯《国家安全法》，经海协会与海基会奔走协助，72个小时后，两名记者遭驱逐出境。
其实相比之下，北京对台湾记者破坏纪律的容忍度已相当高。不过，相比其他境外记者，台湾记者最需要适应的特色纪律是“称谓”之别。
不少台湾记者初次参加大陆的部委记者会，会在众目睽睽下被发言人羞辱一番，原因就是他们忘了改变习惯称谓，在大陆直呼“总统”或“台湾总统府”，或是一直围绕“台湾为何不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紧追不问。
这种两岸语境不同造成的最大尴尬，总是发生在外交活动场合。2001年的APEC会议上，一名台湾记者用“中共”称呼大陆政府，让时任外长的唐家璇当众发怒：“这里是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上海，你口口声声‘中共’，这名词我以前听过，现在已经是历史名词，却出自你这个台湾记者口中!”在场的台湾经贸官员面面相觑。
2006年，时任外长李肇星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记者招待会时，被台湾媒体问及对陈水扁涉嫌贪腐怎么看。李当即回应：陈水扁只不过是台湾省级干部，对方能否提点工作上的问题?贪污问题属内政，“我是外交部长，这样好吗?”
搞清“称谓”，成为不少年轻记者赴大陆采访的第一课。在北京看来，称呼“中国”还是“大陆”或“中共”，背后隐含着媒体或记者个人的政治面貌，一旦出错，主管单位台办在制作台湾记者的A、B档案时会记上一笔。
现在，对大部分台湾记者来说，在大陆工作和活动的注意事项都已默然于胸：不同于台湾几乎对所有媒体敞开甚至不用看《记者证》即放行的政府机构，在北京，到人民大会堂要有请柬，到外交部要申请《外交部通行证》，到国新办要有新闻办的《记者证》，几乎每一个部会采访，都要重新申请，光靠官方发的《台湾记者证》是不够的?
同样是最早一批驻京的《联合报》记者赖锦宏，在自己的facebook上写下一系列短小的日记《那些年，我们一起跑过的两会》。“省长和省委书记，平时若没有召你来京开会，是不能随便进京的。省市与中央的联系，就完全靠各省驻京办主任这个公开的‘情报头子’。”几乎每年3月份都会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赖锦宏向同行传授经验，“我就琢磨出一个不变的方法。与其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在冷风中痴痴地等，不如到他们交际应酬的地方守株待兔。有一年，我一个晚上守在北京饭店大堂就逮住了四个省长或书记，做了专访。第二晚，又在贵宾楼饭店逮住三个。”
在外交场合，一些不符合大陆底线的问题会造成彼此间的尴尬;但在另外一个场合，这些记者则会放松很多。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南街一座看似不起眼的大楼，是驻京台湾记者们最喜欢去的地方。这是国务院台湾办公室的办公大楼，每周三在这里召开的记者会，是大陆除了外交部记者会外，最受关注的记者招待会，主角是国台办的新闻官和台湾记者。
2008年、2012年，两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天，未能赴台执行选举权的台湾记者都选择聚集在国台办门口——抱团是这些驻京台湾记者形成的又一个默契，白天各凭本事发稿，晚上约吃宵夜，在艰难的采访环境中培养出同志情谊。虽然当天不是例行记者会的时间，但他们都想第一时间听到国台办的表态。国台办的传达室成为这些记者的临时办公室，国台办工作人员还会给台湾记者煮热腾腾的咖啡。在得知选举结果后，国台办的官员会出来向台湾记者作回应。
由于两岸关系的微妙性，台湾记者经常扮演沟通者角色。国台办会定期宴请台湾记者餐叙，了解记者生活情况;记者返台后，“陆委会”、海基会官员也找记者聊聊在大陆采访状况。因此国台办的新闻官与大部分台湾驻京记者私交很好。2008年，曾任国台办发言人的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在台南遇袭后，不少一线驻京台湾记者纷纷声援。
国台办绝大部分官员的私人电话都向台湾记者公开，台湾记者可以给新闻官打电话咨询，无需预约，虽然这在台湾早已是家常便饭。这些年，台湾记者争取到的这些待遇开始惠及内地记者，不少大陆市场化媒体亦因为国台办的进步受益。
与之对应的是，台湾记者也开始学会配合国台办的要求，不主动惹事。在两岸高级别政要会面时，台办官员会要求警戒线外的台湾记者不要大声叫喊着提出采访要求。于是，胡(锦涛)吴(伯雄)会现场，二人握手一刻，整场平静如水，只有闪光灯的声音及二人的寒暄声。
红墙故事的叙述者
对于一些长期驻京的台湾记者来说，他们与一些大陆高级官员的互动时间并不比大陆官方媒体记者少。联合报资深记者赖锦宏就曾多次采访过包括薄熙来、张立昌在内的多位大陆高官，几乎每年大陆两会上，都会出现他的身影。
